汉字源远流长，虽经变革却一脉相承，在历史长河中伴随中华儿女走过数千年的岁月，是世界上惟一由始至终保留表意文字体系，不曾更换轨道的文字。汉字始于何时，今天已无法追溯。虽然甲骨文（1384B.C.-1112B.C.）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最早而又没有争议的文字，但它肯定不是汉字的起点，在它之前应该有一段漫長的发展历程。
自1928年至今的数千年里，中国出土陶器一百五十多批，其中有的经C14鉴定，证实不晚于公元前5500年，陶器上有的出现类似甲骨文、金文的符号，被称为陶符或陶文。由于这些符号绝大多数是一器一符号，没有上下文，难以确认是文字还是仅为符号，所以文字学界看法分歧，有的认为是文字，有的认为不是，所以至今还没有定论。无论如何，汉字起源于图画应是可信的。而那些能流传后代的古文字，都是刻或铸在不易腐损的载体上的，例如：刻在龟甲、兽骨上的卜文（甲骨文）、铸在青陶器上的铭文（金文）、刻在石器或石碑上的文字等。这些先后由各个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字，成为了后代研究文字、历史与文化的珍贵资料。
就石刻文字而言，时代最早的当推殷商古器妇好墓的石罄刻文，其后有东周春秋末年的石鼓文（约576-537B.C.）与《沮楚文》（312B.C.）。到了秦朝，石刻文字出现第一个高峰，歌颂秦始皇政绩功业的秦刻石有七个：峰山刻石、泰山刻石、琅邪刻石、文罘刻石、东观刻石、碣石刻石、会稽刻石，相传是丞相李斯所写。这些刻石的原石多已焚毁或亡佚，有的只留下断石残文，有的只有摹本或据摹本再刻的刻石，或拓本，例如：峄山刻石有南唐徐铉摹本，宋淳化四年郑文宝在西安府学复刻徐铉的摹本，此刻石今存西安碑林。秦与西汉石刻文字用篆体，东汉石刻则多为汉隶，只有少数是篆书。
东汉的石刻以碑刻为主，是中国石刻的另一个高峰，其类型包括：墓碑、墓志、石经、塔铭等等。这些碑刻有的是歌颂功业，显扬后世；有的是惩恶扬善，正定人心；有的是匡正经书、文字的谬误；有的是弘扬宗教、净化人心。东汉的碑刻由于字形优美，所以成为了后代书法的楷模，如：曹全碑、史晨碑、张迁碑、华山碑等。此后，碑刻风行千古，遍及全国，留传下来的碑刻或其拓本、摹本数以万计。必须指出的是唐宋碑刻已经取代隶书，著名的有：柳公权《玄秘塔》、欧阳询《九成宫》、颜真卿《多宝塔碑》（以上唐代），以及宋代的蔡襄《昼锦堂记》等等。
在众多石刻种类中，值得特别提出来讨论的是石经。它可以分为两类。一类是为了表彰经学（儒家经书），另一类是为了传承佛教经典。前一类的石经，包括：东汉《熹平石经》（隶书）、魏正始年间的《三体石经》（古文大小篆、隶书）、唐代的《开成石经》、北宋的《嘉佑石经》、南宋的《绍兴石经》、清代的《乾隆石经》（唐至清皆楷书）。后一类的石经（佛教）约始于北齐，盛行于隋唐，例如：山西省太原县的《华严经》、山东省泰山石经山谷的的《金刚经》、徂徕山峡佛岩的《大般若经》等。据蒋善国在《汉字形体学》一书中说：“刻经数量最多，规模最大的是河北省房山县西域寺的石刻佛经。……唐辽两代均有续刻，分藏西域寺的石经山和南塔下两处。……总计两处共藏石经七千一百三十五块。”（1959年手抄本，页322）
石刻文字资料是研究篆书、隶书、楷书的珍贵资料。它比字书上的文字资料更可贵，原因是字书辗转传抄的过程中会有谬误或“走样”的情况出现，而石刻原件或其拓本，只要没有磨损是千载不变，始终如一的。
汉字由甲骨文到现代的楷书，历时三千多年。这个演变历程有几条贯彻始终的规律：
（一）由不定型趋向定型，
（二）图画性的逐步减损，
（三）减化，
（四）类化，
（五）部分的字有繁化现象（增形符或声符以明字义）。
在马来西亚要掌握汉字演变历程有一定的难度。主要的原因是书籍文献缺乏，各代书体原件或拓本更是欲求无门。富贵山庄的〝中华人文碑林〞计划一旦落实，将能为民众与学子提供文字资料，借此提升他们对文字的认识以及对书法的鉴赏能力，可谓功德无量。
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副会长
兼拉曼大学中文系教员（文字学专家）
王介英助理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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